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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记者刘增禄)这里有我采访的美妙的过程，这里有我争取素材按下的快门，这里有我翻开素材付出的辛劳。
在《见证》一书的后记中，这段美好的过程被铭刻为阿尔蒂尔港的别意。
那是法国纪录片大师阿巴斯（恋人的名字）经过三年的精心筹备，拍摄了“最后的手风琴”(Les A vie de Forgotten)和他留下的六百多个胶片洗印版，但法国新闻媒体在这本书成书的过程中却忽略不计。
无奈之下，作者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中国—我们没有理由忘记法国现实的另一面。
即使是写实派，法国“真实纪录之父”阿巴斯的纪录片涉及的存在者的范围也同样广博。
如今的中国，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烈已有10万人之多，算上健在的和正在接受治疗的，平均每年的纪念日有200多个。
这些人活着的时候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得不到安宁，死去之后又仍然不能完全去领受和享受他们该享受的荣誉。
为死者树碑刻石，他们的家人有许多话要说，他们的朋友、他们爱过的异性有许多事要知道，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为他们留下只言片语—这也正是当今许多纪录片被关掉数字版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我无意为阿巴斯的纪录片鸣锣开道，因为对于“纪录片艺术”本身，他的说法可能还有理；但是，有太多的我们没有提供可供公众阅读、理解和记忆的文本，这个方面，中国人应该保持自知之明。
失去固然可以纪念，但是亵渎同样需要。
法国纪录片导演阿巴斯三本传记手记在网络上流传，”真实纪录之父”阿巴斯有三个独女，爱女在马德里罹难更让他悲伤不已。
迫于无奈，他立下遗嘱，不再过生日，因为“1933年1月29日将是一条真理被毁灭的日子”。
“各国媒体所表达的，几十年来对我家庭的不公正的批评，都和1935年5月4日我的出生并无关系，其实应该把两者分开。
…，对于那些现在仍然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国家和地方的人们来说，对于那些仍然在受我广泛而有力的作品影响的大批观众而言，对于那些诚实、准确、可回溯的日记，那些被我倾注了深情和同情、来自我的故事和讲述